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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笔者访问了S市一家崭露头角的瞪羚企业，我不便说出它的名字，也不能透露它在哪个城市。我问了创始人一个问题：最近各地都在比拼创新创业环境，争抢人才，你觉得S市在这方面最大的不足是什么？
对方脱口而出：不太看得起小企业。或许是觉得太过直接，这位年轻的创始人又补充修饰了一下：就是在制定实施惠企政策时，过于关注企业产值、员工数量等规模指标，对初创企业和小企业不够友好。
这不是笔者第一次听到类似声音了，评价对象也不止S市一个地方。有些还是从大企业管理层人士口中发出的——大概是出于某种同情吧。在“杭州六小龙”现象引发城市创新环境大讨论的背景下，这样的声音值得放大给更多人听。
这其实指出了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：许多地方政府在支持企业创新活动方面，往往更关注少数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企业，尤其是龙头企业；对于数量更多的初创型或规模较小的企业，则常常不太看得到。政策资源也就主要集中于前者，萋萋小草很难与参天大树雨露均沾。这种做法是值得商榷的。
“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”，回望中国科技企业发展史，比比皆是”草根逆袭”的传奇。1987年，任正非在简易房里创立华为时，账上只有2.1万元；1998年，马化腾带领团队写出OICQ雏形时，连服务器托管费都犯愁；2006年，汪滔在莲花北村的出租屋里调试无人机部件时，没人能预见大疆会翱翔全球。这些如今的“大树”，都曾是柔弱的“小苗”。
全国工商联报告显示，2024年研发投入在2.04亿元以上的前1000家民营企业，每亿元研发费用产生的专利申请数为16.48件。而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，去年全国1.46万家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，每亿元研发费用产生的发明专利数量达72.7项。可见，企业规模与创新能力不一定成正比，投向小企业的创新支持政策资源，有可能产生更大的政策效用。
小企业能成大事业，国际经验同样如此。德国政府长期引导扶持小微企业在细分领域进行技术攻关，培育出数量庞大的制造业“隐形冠军”；以色列政府通过”创新孵化器”项目持续支持初创企业发展，让这个资源匮乏之国成为”创新之国”。日本、芬兰等国也不乏类似情况。
我们认同，任何政策都需要制定实施标准，也就难免形成一定门槛，这点无可厚非。但在创新支持政策的设计上，显然不能以企业规模指标设置门槛，而应是创新能力和潜力。否则，就很可能导致政策资源错配，降低政策效用，最终扼杀创新。最近，中央部署做好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，其中提到科技金融要“着力投早、投小、投长期、投硬科技”，就体现出支持初创企业、小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政策取向。
越来越多人对创新支持政策资源的分配产生异议，说明改革势在必行。怎么改？笔者认为，首先需要破除”规模崇拜”，建立”创新潜力”评估体系。就像伯乐相马不看重膘肥体壮而观察骨骼神韵，政策支持应当聚焦技术独创性和市场前瞻性。其次要创新扶持方式，改”大水漫灌”为”精准滴灌”，提高政策资源效用。再次要健全容错机制，对前沿领域的试错给予制度宽容。
创新的森林都是从一株株小苗长起的，没有一视同仁的阳光雨露，就不会有生生不息的森林生态。各地在制定实施支持创新的政策时，既要看到大企业投入创新的规模效应，也要看到初创企业、小企业往往更加突出的创新活力和效率。只有躬身倾听小草的声音，才能把呵护送达每一株幼苗，进而收获整片森林。
（作者系第一财经编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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